老龄化社会呼唤临终关怀

一年一度的重阳节，让我们更加关注老年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句诗流露出对生命流逝的深深无奈。不能回避的现实是，许多老人渐渐走向生命的尽头。这些老人生活得怎么样？他们是否得到了应有的照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能保有人的尊严吗？带着诸多问题，记者走访了北京市首家临终关怀医院——松堂医院。

这是一个绿树掩映、鸟语花香的院落，树叶在秋天的阳光下泛着银光，穿着整齐的医生护士往来穿梭于五个病区，护理员在忙着洗衣服、床单，不断有病人家属进进出出，整个院落充满活力。

也就是在这里，每天平均要送走两位老人。难怪有人说，生与死，在松堂只隔一道门槛。

临终关怀，就是要创造善终的条件，给予临终老人医疗、护理、心理全方位的呵护照料，使他们从疼痛和异常的生理状态中解脱出来，摆脱焦虑恐惧，提高生存质量，安乐舒适地走完生命之旅。

临终关怀在中国的发展之途绝非一帆风顺。当记者问松堂医院的院长李伟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条荆棘之路时，李伟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文革期间，还是赤脚医生的李伟，曾照顾过一位下放农村患晚期癌症的老“右派”。临终前一天，老人非常悲哀，说：“我不知道世界上有没有地狱或天堂，如果有的话，我这个连人的称号都没有的‘牛鬼蛇神’，将到什么地方去呢？”面对老人的遗憾，他答应到公社军管会为这位善良的老人讨回一个人的称号，可这在当时是绝对办不到的。第二天早晨，他宽慰老人说，他去了公社，大家都知道老人是好人，答应给他平反。这时，他看到老人脸上绽开幸福的微笑，激动地握住他的手，9个小时后，老人安详地离开了世界。老人临走时满足的表情深深触动了他，他下定决心，日后总有一天，他要给予临终老人以宽慰，让他们享受最后的安乐。

前不久，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组织专题调研组，对北京、江西、广东、浙江进行了养老安老工作调研。据统计，全国有1．2亿老年人，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有900万人，以平均每年5．4％的速度增长。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由成年型进入老年型，只用了18年时间。人口老龄化来势迅猛，基数大。

在农村属于贫困的老人约占12％，他们日子过得很艰难，有不少老人要看儿女、儿媳的脸色吃饭。在城市中两代人同时老化的家庭增多，独居老人从过去的16％增加到26．7％，有的地区甚至达到32．6％，家庭结构呈现出“四二一”的趋势，使家庭赡养的难度加大，传统家庭的养老模式受到巨大冲击。

明年是国际老年人年，到200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型国家。由此到204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由1．2亿增长到4亿多，于是将出现一个高龄化的老龄社会。纯老年家庭的增多，多代老年家庭的大量出现，空巢家庭的日益普遍，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照料问题，将是一大社会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目前受保的对象是20至59岁的农民，60岁的老人不能投保，不在受益范围之内。很多老人又丧失了劳动能力，日子过得愁眉不展。有关部门对6个村庄3610户农家进行问卷调查时，有80．52％的农民回答“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养老问题。”

因此，在发扬民族传统美德、提倡家庭赡养老人的同时，由社会承担起一部分“临终关怀”的职责，让老人在为社会奉献了自己一生的青春、智慧之后，老有所终，老有所养，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的必然趋势。

西方临终关怀事业发展得比较完善。美国有1700多家临终关怀性质的医疗机构，都是独立于普通医院之外的。我国则相对落后，临终关怀病房大多设在普通医院内。李伟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说医院功能是救死扶伤，推崇生命神圣论，而关怀医院则采取姑息治疗，推崇生命质量论。到医院就诊或住院的患者看到总有人从关怀病房里被抬出去，对他自身的治疗只会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一些普通医院更注重药物治疗，对心理关怀的“软件”重视不够。

李伟特别谈到我国临终关怀最棘手之处也是与西方的最大差异在于没有心理帮助。我国的老人普遍对死亡缺少心理准备，精神处于一种持续恐惧的状态。

李伟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我问过一位93岁的老人，他生命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实际上谈话后23天就去世了。聊了一会儿之后，我问他：‘爷爷，您说您能活多大年纪？’这时，老人瞪大了充满恐惧的眼睛，攥紧拳头，突然声嘶力竭地喊：‘我能活1000岁！’之后再也不理我了。”

很多中国老人都忌讳谈“死”，因为中国缺少优死教育。而美国在青少年的课本里就用小动物的死教育孩子生和死都是物质、能量的转化形式，生前做善事，死后可以升天堂。

因此，帮助中国老人摆脱死亡恐惧，就需要心理医生和护理员付出更多的心血。松堂医院的目标是，老人走时不留遗憾。这种遗憾大致有两类，即事情未完成的遗憾和人生的不平衡。医院要求工作人员不以自己看待事物的标准去改变病人的信念。松堂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老人临终前，如果家属不在身边，护理员一定要紧紧握住老人的手，给他最后一点力量和关怀。

松堂医院首创了护士护理和生活护理相结合的全方位护理方案，以及治疗医生和临床心理医生相结合的治疗方案。这里不需要家属陪床，每间病房有专职的生活护理员，与老人住在一起，24小时工作，帮助老人喂水、喂饭、洗衣、洗澡、辅助大小便等。一个30来岁的护理员告诉记者，凌晨一两点钟被老人叫醒陪其聊天或收拾弄脏的被褥是常事。

如果住在家里，老人大多会感到不安，不光有“久病床前无孝子”的担心，还有难以承受的“尊严”重压。一位家属说，他把老母亲送到松堂医院是因为这样一件事：他认识一位60多岁的退休中学教师，大小便失禁。儿子儿媳都特别孝顺，儿媳每天给他擦洗，他感觉自己的尊严丧失了，活着没什么意思，后来便自杀了。

这让记者想起李国文先生一篇散文中的意象，在荒原上，毛色苍黄的老狼，总是离群而去，孑然独行。而在热带雨林中的大象，最后的结局是不知所终。所以俄罗斯的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已经是风烛残年，还要在一个风雪夜里独自出走。也许，他希望自己像丛林中的大象一样，打算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吧？

老人是全社会的财富。人老不是罪过，老而不达也不应该招至家人的厌弃。在临终关怀医院生活的老人们都心安理得，他们认为接受护理、擦洗是花了钱的，这是工作人员的职责。

95岁的陆苑琳老人已在这里生活了4年时间。老人耳朵有点“沉”，别人跟她说话得大声喊，记者听说陆奶奶英文特别好，想让她用英语说几句话。没想到老人不紧不慢地幽默了一句：“中国人和中国人，说什么英语！”把大家都逗乐了。记者想给她拍照片，陆奶奶听说后用手整了整头上的丝巾，并一再叮嘱记者，洗出来之后送给她一张。

李伟在一次给某大学学生讲课时，说：你们不知好歹。记者问起这句话的由来，李院长笑着说，这是一句看似玩笑的实在话。现在一些大学生过分重视自我，忽略他人。有的养尊处优，还要盲目攀比，眼光太短浅。我说他们不知好歹就是不懂得珍爱生命，不讲人道主义。

松堂医院在对来自60多所大中专院校的两万名志愿者的调查中发现，能准确回答出我国人口平均寿命是69岁的只占23％，考虑过死亡问题的占17％，考虑过自己死亡问题的占2％，这表明人对生命本质思考的淡漠。

李院长说，人们应该认识到，生命绝不是以出生为起点的射线，而是由生和死连接起来的线段。如今我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也更讲究科学性，也许有幸活到一百岁，但最终还是要接受死亡。诚然，提高生活质量是有效延长生命的手段。生命是所有感知、意识、伦理、信仰、道德的基本载体，因此，必须给予生命神圣论以质量和价值的内涵。教会大学生从死亡看生命，会使他们更加珍惜所拥有的大好时光。

医院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志愿网络，目前已有40多所大中专院校的学生在这里建立了爱心病房，定时来探望老人，唱歌跳舞，听老人讲故事，陪他们聊天。记者的采访不断被前来组织活动的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第二外国语学院、首医大等学校人员打断，有的学校一周要来两次。

临终关怀的发展程度，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作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临终关怀事业面临着困境。

我国大部分临终关怀机构没有纳入国家公费医疗大病统筹和劳保医疗报销范畴。而医院维持正常运转，必须向病人收取相当费用。

据介绍，松堂医院目前是北京地区收费最低的医院之一，住院费每天14元，护理费每小时0．5元，每月住院费护理费共780元。医药费、住院费均可报销。医院从建院起一直承诺，30年教龄以上的教师和百岁以上的老人全部免收住院费。

松堂医院的慈善义举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医院已接受国内志愿服务80000人次，国外3000人次，不少企业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但是，医院目前仍有不少困难，经费大多靠自筹。李院长眼下最大的愿望是换一辆救护车，现有的那辆实在太破了。另外，李院长还有个想法，人们可以领养儿童，为什么不可以领养老人？比如负担某位贫困老人几个月的住院费等等，他正和几位使馆区工作人员的家属筹措此事。